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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派”的构建方法

2017年11月07日

一、“中国学派”建立的必要性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派”——包括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经典和中国的思想——本来就一直存在,根本就不需要构建。之所以现在有必要提及“中国学派”的构建,是因为西方殖民侵略使旧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后,随着“西风东渐”的深入,在过去的180年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丧失了平等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几乎集体变成了西方学术的学徒而不思出师,大体上唯西方马首是瞻,各学科皆以西方为鼻祖,以西方的范式为范式,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甚至有“被西方统治两百年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奴化论调,几乎完全丧失了一个历史悠久且尚有连续传承的文明古国的文化独立尊严,按照美国建国主义鼻祖亚历山大·温特的说法,这种情形已经危及中国的“第四种国家利益”:集体自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社会关系,越是悠久的文明,体察越精深细致,不能因为物质科技上的一时落后而否认自己全部的传统文明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说:“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和理论体系,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科学技术发达程度是一种文明在物质层面的反映,而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明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后者会更持久、更深刻、更全面地代表一种文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观念被动摇,即使科技发达、军事强大、经济雄厚,也会很快被肢解分裂,导致政府垮台,人民无助,财富耗散,南斯拉夫如此,强大如苏联也如此。

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上作为一个“学派”的兴起,是一国全面崛起在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上的反映。如果长城这样的工程是看得见的物质形态的国防,那么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就是精神家园的文化国防,持久而有韧性。

二、“中国学派”构建的时代背景

“轴心时代”2500年以来,世界逐渐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概念和称谓。两大文明孕育的国家,起落沉浮,盛衰兴亡,展现着不易被觉察的历史变迁脉络。近20年来,东西方的力量此消彼长的对比向“拐点”靠近,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政府和平地实现收回香港主权和美国本土发生“911”事件。

1.西方文明“亢龙有悔”

二战结束以后的26年间,美元霸权从“黄金美元”衰落为“石油美元”,目前正从“石油美元”衰落为“债券美元”,即将被打回“纸币美元”的原形。一方面,说明美国的国家实力正在衰退,失去对全球的有效控制,旧有的国际秩序和框架正在崩塌;另一方面,需要更加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来指导国际关系的交往和国际事务的处理。

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伊朗甚至沙特在石油交易中不再使用美元,几乎预告了“石油美元”时代的终结,建立在全球金融体系基础上的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网络走到了即将崩溃的危险边缘。这些问题暴露的是美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缺陷——思想对立的“文明冲突论”、大国对立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分工对立的“市场竞争论”、地位对立的“自由领袖论”等,这些思想缺陷导致的道德塌陷终究会使美国失去盟友的信任和在盟国的领导地位。按照美国过去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展现出来的思路,美国未来的政治道路似乎只有一种可能:为了维护自己在盟国中的地位,人为地制造地区混乱和紧张局势,增加盟国在安全上的危机感,以投靠美国换取军事保护或者谋求与敌对势力的力量均衡。例如,最近美国在以色列永久驻军,就是谋求中东局势均衡可控的一种努力。

在中国倡行世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鉴,国家之间互联互通、互利互惠理念的同时,美国仍然试图维系抽取世界利益的制度安排,终将被全世界多数国家识破和摒弃。目前欧美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政治困境、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本质上是道德伦理问题,是思想观念冲突演化的结果。支撑西方文明繁荣的殖民掠夺模式和跨国垄断剥削模式逐渐式微和没落,现在到了反省和革新的时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理应对此有所反应。

2.东方文明“一阳来复”

中国人民币和英镑达成互换协议、金砖国家银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中央推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外交原则、“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等一系列影响世界格局、重塑世界秩序、改变金融体系的事件发生,表明中国已经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以后陆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日本,2010年制造业总值超过美国,表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的经济模式实现国家现代化。《道德经》说“有无相生”。经济是一种现象,表现的是与经济主体本性和内在境界相应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崛起说明中国的内在精神境界早已经发生质的改变。这其中蕴含的理论、思想本身就是世界的精神财富,值得总结和借鉴,是“中国学派”生长的最好的天然土壤。

从《易经》揭示的历史规律来看,中国当下的这一次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一阳来复”,如汉如唐,远胜汉唐。“如汉如唐”表现在,都是身前的“朝代”统一了战乱,却没有实现人心社会的安定,汉朝以前的秦帝国仅仅存在了15年,唐朝以前的隋帝国,仅仅存在了37年,都是二世而亡。之所以说“远胜汉唐”,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影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飞机、高铁和互联网,使世界人民即使天各一方,音容笑貌也近在咫尺,这一次的文化影响力将遍及全世界。

中国政府在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重大治国理政方针政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高超智慧、昂扬斗志和策略方法,奠定了百年强国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在最佳的时点上为“中国学派”的历史复兴与现代构建确定了方向。

3.东西方文明交流迫切需要化解矛盾、缓和冲突与和谐相处的理论指导

西方没有一个连续的历史,西方文明史是几个先后灭亡的文明的断代史拼接,所以他们大多不了解一直存续的中华文明,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文明,甚至有些人也不愿意承认有这样的文明。所以,评判标准、话语权都是以西方为主产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难免缩短、割裂、肢解和虚无中华文明。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做了前赴后继的悲壮努力,最后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独立、复兴和发展的道路。传承、吸收、融汇、创新、实践、总结、提高是中国道路的综合历史特征,慢慢地积累了得自于战争与和平、计划与市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扬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树立了自信,鼓舞了斗志,凝聚了力量。

在全球一体化的开放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需要一种敢于面对纷争又超越纷争的智慧。中国学派需要担当这个历史任务。

三、“中国学派”构建的基本方法

围绕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派的学术原创能力,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着眼于当代面临的实际问题,关怀人类未来整体命运的思路,应着力采取以下方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1.恢复君子传统,通过高尚人格的铸造,构建起令世人由衷景仰的中国学术的人文基础

中国周朝后半期,“君子”和“小人”主要是社会地位区分的称呼,附带着人生境界、学问修养的内涵,没有单纯的道德判断的含义。汉代以后,逐步演变为道德高下的区分,与社会地位渐渐变得没有关系,即贫贱之人依然可以是道德高尚的“君子”。随着孔孟之道的流传,《论语》中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逐渐变成了今人理解的“君子”与“小人”的衡量标准,“君子”成为道德高尚、学问渊深、性情平和的理想人物,为大众所期许和景仰。现代社会所谓的“哲学社会科学”正是探究人类精神世界和行为伦理规范的学问,所以,要想在该领域树立起“中国学派”,首先人品必须过关,否则即使著作等身名声远扬,也根本不能服众。

由于中国的传统人文学问,是天人合一的学问,是知行合一的学问,所以现代的学者要想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就必须体会到“知行合一”的修养,验证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绝不是仅仅“自圆其说”就可以。没有完美的人格,不会有完美的学问。中国学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是可验证、可落实,可以人人亲身体会的学问。这种文化精神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学派的精神。

“中国”在上古并非是国名,是指“中央”所在地,是“天子”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代表着“最高”和“最尚”。综合传统与现代,“中国学派”本身的文字意义隐含着“最高尚”、“最权威”、“最可信”的学术理论,所以这种学术的从业研究者必须表里澄澈、内外一如、悲天悯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尤其是要“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纵然不合于时、被人误解也不为所动。君子传统的提倡与恢复,能够解决中国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队伍的总体素质问题,人品高尚则学风方面的问题迎刃而解。

2.集中优势研究资源,对几个关键领域实行“密集火力,饱和攻击”,以快速形成中华文化自信的理论根据地

一个学派的形成,必须有一位学术领袖,或几位量级接近、成果相当、人品服众的杰出的学者,率领一批学者形成群体优势,在某一领域长期、连续、高效地从事研究。

以西方经济学为例,20世纪中期的芝加哥大学,涌现出奈特、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思、贝克尔等一批杰出的学者,形成经济学界的“芝加哥学派”,至今影响着全世界的经济理念,其中哈耶克更是被称为“20世纪西方五大思想家之一”。再如2002年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农·史密斯,因为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贡献,几乎一个人带起来一个“亚利桑那学派”。再如德国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海德堡学派”,英国以琼·罗宾逊夫人为中坚的“剑桥学派”,都为本国带来世界性的学术地位和荣誉影响。这种学派的形成,是杰出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自然形成的。

另一种情形,是经过国家的强力催化形成的整体进步。这种情形,更多地适用于科技,特别是军用科技,往往不会公开宣传为一个学派的形成。例如爱因斯坦从欧洲搬到美国,事实上就把物理学的“欧洲学派”转移到了美国,客观上形成了“普林斯顿学派”,但是由于其意义是“世界物理学研究的中心”,比一个“学派”的意义大得多,所以就没有人提“学派”的说法了。

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却恰恰是这后一种情形的学派形成的最佳时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要求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公布“双一流建设名单”,开始了新一轮的国家重点资助学术发展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高校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将有更多的资助、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与世界一流强校的学者进行交流、对话和展开合作研究。一百多所高校在国家强力资助下突然发力冲击世界一流学校或者一流学科,几千亿元人民币的持续投入,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即使最终只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高校和学者涌现出来,成为世界顶级名校和顶级学者,也足以使中国的学术研究的代表成果位列世界前沿,所谓“学派”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需要在方法上注意的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都不能贪大求全,必须保持优势、发展特色,明确发展战略,才有可能成功。世界最著名的高校也不是“大而全”成就的,都有自己的王牌专业,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学、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学等。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派”建设而言,借着“双一流”的东风,着眼于中国当前面临的世界局势,深刻理解习总书记517讲话精神,中国学者应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她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总结和传承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二是挖掘和整理中共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这其中既要进一步完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也要合理借鉴和吸收亚当·斯密经济学的有益成果。特别要不得的就是完全否定中国传统经济学智慧和盲从盲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有了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解决经济学的核心理念问题,才能摆脱西方通过经济学理论操控市场、算计中国国家利益的境况,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才有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二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学。它会让本国人民对民主的实质、国体的设计、立法司法行政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实际的了解,对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优势产生真正的信心,从而具备坚定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三是恢复中国传统史学观念,重新书写中国的历史,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念束缚,找回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1840年以后,世界历史的主流观念,是西方中心论,它对中国人历史观念的影响,是虚无了本国独一无二的上古(夏朝以前)史,扭曲了对中古(夏商周)社会现实的认知,抹杀了近古社会(秦朝以后)郡县制对国家治理的巨大功绩。

夏朝以前至少2000年的历史,是中华文明最具原创力的时期,《易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等记录的主要内容都创始于那个时期。如果虚无了那段历史,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与智慧就成了无源之水。虽然《尚书》只剩下四十几篇(其中二十九篇没有争议),但是却清晰地记录着尧舜禹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原则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心法,理应代代相传,让炎黄子孙知晓我们中国的政治传统,这对国民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建立十分重要。

四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国先祖形成了一整套文化观念,结合当代量子物理学的最新发展,哲学应该有崭新的认识和理论表述。

五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法理学。中国的依法治国,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基础上,她有着自己长期形成的伦理逻辑。例如,施行郡县制以来,皇权管辖到县,县以下乡绅自治,这套国家治理体系居然能不随着朝代而改变维系中国社会两千年,实在是“德治”与“法治”、“管理”与“民主”的重要研究对象。

中国在实施“双一流”建设以前,科研经费就已经达到美国的75%。“双一流”工程启动后,会迅速达到并超过美国的科研投入规模。科研经费的充足,会加速海归学者回流的速度,扩大回流的规模。如果通过国家的倡导与助推,中国学者沉潜努力,能够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五个学科形成“中国学派”,那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将蔚为壮观。

3.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直接总结出“中国学派”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中国学者具备了人格基础和瞄准了主攻方向之后,最直接的研究目标就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践出真知,因为中国的国家形态,是当今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呈现,所以据此总结的理论成果也将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理论成果的创新性毋庸置疑。

中国是人口超过10亿级别的唯一国家,是7亿以上的人口同时面临城市化的唯一国家,是文明形态连续存在超过五千年的唯一国家,是全民精英形成的一党执政并有多党政治协商的唯一国家,是国内一般消费市场购买力超过国外一般消费市场购买力总和的唯一国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经济体制转型成功的唯一国家,是自己国家的消费习惯就可以形成世界市场标准的少数国家之一,是拥有全部制造工业门类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些特点集中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人类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由此生发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也必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学术成果。

4.在贯通中国原创经典的基础上,在每一学科内提出自己的系统的学术主张,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翻译”为现代学术语言

中国国学在当前的分科教育体制下遇到了不能落地的困难,由于教育部没有给“国学”一个专业代码,因此即使像清华大学国学院这样的单位也无法按照专业招生,只能招收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其实这不能责怪教育部,因为“国学”她本身就不是一个专业,如果按照吴宓的看法,国学是一国学术的总体,那么她是无数个学科专业的总称。如果“国学”像“国足”一样理解,是中国国家学术的代表队,那么国学应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只能以中华原创经典为代表。

无论按照哪一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可以化为现代学科里的人文精神,成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组成部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种相对简单的路径:中华经典的现代学科式表达,即只要把经典中的含义按照现代的学科规范表述出来,就是成熟的“中国学派”的理论成果。通俗地说,就是古代经典的现代翻译和学科性整理。由于中国古代经典的思想高度是举世公认的,所以这样做有利于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总体水平。

5.独立自由基础上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借鉴与批判

形成一个学派的核心,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中国学术界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建立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意识,不知道、不认为、不敢相信中国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在比较关键的学科上,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影响国家制度和大众观念比较深入的学科上,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中华文明文化遗产的审视和珍重,似乎从来就想不到中国自己在事实上有这些学科的可能。这样,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翻译西方著作、解释西方著作、模仿西方著作、跟随西方学术观点的层次上,永远没有平等对话的地位,更谈不上超越的可能。文明之间,各有所长,是正常现象,交流互鉴才是合理的立场。一种持续发展过几千年的文明在人文学术标准上完全倒向另一个文明,是不可理解的。

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产生过具有代表性的经验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基于国家军事力量强势产生了“外示自由民主、内用大棒导弹”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毁坏了西方文明的主体精神。在借鉴和批判的基础上,指出西方学术上的不足,也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中国学派”的一种路径和方法。

6.法本无法,道法自然

不论是总结实践经验,还是翻译传统经典为现代语汇,不论是通过体证悟出学理,还是交流互鉴之间产生新的理念,都是产生理论、创造知识、形成结果的可能方法。但是具体哪一种方法最合适,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最好的方法,也可能是自然发生,没有方法。

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机制”和中国传统经济学中的“自然机制”相类似,差别在于,“自然机制”是圆觉基础上的中道机制,市场机制是追逐私利基础上的盲目机制,经常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所以自然机制的最佳状态是“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政府的伦理自觉和市场的伦理自由浑然一体,由此而成的“自然经济”既能够让民众感觉到“秩序的规范”和“制度的力量”,也能够充分享有“道德基础上的自由”和“觉悟基础上的快乐”。

如果不能达到中国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次优选择。哈耶克认为市场机制的意义在于产生、积累、保护和传播分立着的人类知识。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哈耶克的这一认识十分伟大,即使哈耶克没有其他著作,仅仅凭借这一贡献就可以跻身当代最伟大经济学家的行列。那就意味着,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新的知识,是自然的结果。“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7.自信

自信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方法。可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自信作为方法非常重要,许多灵感、思路和想法,没有自信就生发不出来。

相信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精神面貌,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基本前提。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能够做到“两个讲清楚”,意味着“中国学派”的现代构建就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如果没有自信就无从谈起。

中国古语说“信为道源”。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人清净的本性,相信自己的本性与圣贤无二无别,是扫除一切思想障碍的关键意识,是生发一切正道的源泉,是保持自己君子操守的根本防护力量。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弦歌不绝。孔子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匪兕匪虎,率彼旷野”,问:“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 颜渊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正因有觉悟基础上的坚定自信,当天下不能容时,才不会对信仰发生动摇,此时的思想观念才有永恒的价值。

四、“中国学派”影响世界的历史意义

“中国学派”的兴起,是中国全面崛起在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是在保卫、维护和更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同时,为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提供一种真正文明的国与国相处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和中国思路。因为中华文明独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伦思想,会使“中国学派”具有带给世界“福音”的可能性:彻底改变“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方式,彻底改变“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君子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模式,互相尊重,互利互惠,互联互通,以至于达到世界和谐,天下大同。这是世界发展至全球物联网时代,世界人民第一次可能真正摆脱恐惧、敌视、战争,从而享受人类文明的里程碑事件,是中国古代圣王治世思想的受益范围从华夏地理极限走向全球的里程碑事件。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2017-09-2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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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6; C12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10-09

作者简介:钟永圣(1973-),男,博士

文章编号:1671-7031(2017)05-00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