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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经济学”形成概要——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学科性总结

2017年09月17日

【摘    要】    提出在学科建设上总结中共经济学的必要性,探讨中共经济学的理论源起和各时期实践,指出中共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三个核心理论贡献基础上: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诉求;二是对政府调控和市场自由的适度把握;三是活的实事求是方法论的运用。其形成具有三大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经济学;二是马克思经济学;三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共经济学进行学科性总结,可以为世界经济学确立中国范式、中国标准和中国理念,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建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开辟根据地,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安全成熟的经济学指南。    

近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翻反动统治、抗击外来侵略和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如果把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全部经济学智慧、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实践总结称为“中国经济学”,那么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和中国现代“中共经济学”就成为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共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学习、借鉴、施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和以亚当·斯密为创始人的经济学的过程中,客观上逐渐创建起来的一门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经济学”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意义。

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发表,“中共经济学”呈现出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更加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经济理念,既不同于“原本”的马克思经济学,也鲜明地有别于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而是一门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经济学。

以具有现代国际范式的学术性、学科性和学理性视角开始整理“中共经济学”的既有研究成果,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付出巨大牺牲、取得重大成就的一种尊重,而且可以使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财经学子从此摆脱西方经济学垄断中国高等财经教育造成的思想禁锢,打开视野,提高警觉,恢复原初的思考能力,赢得平等的国际经济学学术话语权。“中共经济学”的总结提出可以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事业。

一、“中共经济学”存在的可能性和提出的必要性

有自己的圆融的经济学,是一个政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核心标志之一。无论作为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还是作为参政党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都必须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长期福祉负责,如果没有自己的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就不能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容易被敌对势力蒙蔽和设计。

因此,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学,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学,就不能够做到修齐治平、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一国政府或者一个执政党,只有经过战争与和平的双重考验,经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检验,才有可能达到足以保证国家健康稳定发展的政治成熟度,和具备妥善处理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政治经济智慧。

美国的政党,200多年来经历过多次战争考验,在鼓吹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成长壮大,但是真正走向成熟是在经历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时任总统胡佛说:“政府的唯一职能是创造便于私营企业有利发展的条件。”[1]在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理念的指引下,美国政府竟然就真的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直至经济崩溃、人民失业、童工遍地、一饭难求。罗斯福上台后,不得不施行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计划经济管制。他说,“我们将调整我国经济,使之尽快结束现有失业,然后采取英明措施使失业现象不再出现”[1]。对比胡佛总统天真的言论,和罗斯福强调政府的义务、国家采取措施掌控经济、纠正市场失灵的发言,我们就能够容易地得出结论:吸取了大萧条惨痛教训的美国政党,才算是开始走向成熟。

“罗斯福新政”在本质上和列宁1921年在苏联施行的“新经济政策”性质相同,即国家在特殊情况下高度集权,接管整个市场,经济活动被严密监控,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前后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200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比较迅速地采取的“接管两房”、“稳定金融秩序”、“限制华尔街高管的薪酬”等管制措施,说明美国的国家管理已经铭记了80年前大萧条的教训,“适当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样奥巴马才避免了成为“胡佛第二”的命运。

回顾20世纪的经济史会发现,一国发生经济危机和市场崩溃的情况,几乎都是按照这种市场经济学理念指引的结果,有些则是美国助推的结果。比如80年代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搞休克了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90年代初通过五百天金融市场改革计划肢解了苏联。由此可以得出的另一个更加重要、更加隐秘却被世界长期忽略的结论是: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政府,不再相信“市场会自动配置好资源”的教条,并逐渐学会利用它催生别国的经济危机,以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种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缴械一国政府和人民在经济措施上的防备,谁相信它谁就成为国际资本可以肆意屠杀的羔羊。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不动声色地、有组织地在全世界鼓励这种“经济学研究”,并向世界各国推广。《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清晰地暴露了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进攻香港失败后,大言不惭的“索罗斯之问”再一次暴露了这个隐秘的意图:香港政府怎么可以干预市场?

美国二战前曾经坚决反对英国倡导的贸易全球化,可是在二战后,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在掌握了大量资本和控制了世界金融秩序后,美国又开始在全世界鼓吹贸易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新兴国家如果在自身资本、产业、制度没有长大完善之前,就盲目信从“市场”而放弃适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必将重蹈东南亚各国的覆辙,被所谓的“国际资本”洗劫,甚至亡党亡国。

苏联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把计划经济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在和平年代的市场生机恢复时期,却因为没有自己的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导致具有局部市场化特征的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涅夫改革都不彻底。思想上的局限和经济学理论的短板,导致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盲目相信美国学者搞资产证券化的金融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经济稳定,直到1991年解体。一个强大到领导国家成为世界一极的政党,因为没有自己的成熟的经济学,而导致亡党亡国,至少三代国民积累了70年的国家财富被所谓“国际资本”洗劫一空,足以警醒后世许多年。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命运又是什么情况呢?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抗日根据地经济、解放区经济、新中国成立初一穷二白的中国经济,不但支撑了不同时段战争的残酷考验,还顶住了国际经济封锁,建立了全部门类的工业体系,养活了6亿人口,完成了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多次市场经济风暴的洗礼,GDP的世界占比由原来的不到1%提高至目前的接近20%,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创造了这样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学,怎么可能做到?2016年1月16日,张五常教授在广州所作的题为《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怎样处理才对?》的演讲中说:“从一九七九年起我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到今天没有中断过。有这么的一个奇怪发现: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新处理方法,皆不俗;凡是从西方抄回来的,皆灾难!”[2]这句话的前一个判断所具有的巨大“经济学含义”被广泛地忽视了: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决策上何以正确?指导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GDP占全球近1/5的大国进行经济建设,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要说没有一个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支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学科建设上有提出和整理中共经济学的必要性,当然,它的正式名称更可能被接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中共经济学”的理论源起、各时期实践和日臻完善

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中华传统经济学”,以中国文化特有的圆觉方式记录于经典之中,因中国在近代历史中不具备国际学术话语权,导致这门学问失去了被认识和弘扬的机会。新中国近70年经济成就的取得和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同时导致了对中华传统经济学的复兴性总结和对西方经济学的反省性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史中,创造性地传承和实践了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智慧,创造性地转化和吸收了西方思想成果,既有因实践正确而独一无二的成功经验,也有因理解偏差而导致的深刻教训,这都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9年以前的各个历史阶段,总结起来就是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经过1919—1949年,完成建党、建军和建国的经济实践;第二个30年,1949—1979年,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建设;第三个30年,1979—2009年,学习欧美搞市场经济建设。回顾这90年,整体上成就巨大,某些教训深刻,理论成果丰硕。展望未来3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30年,是在继承传统、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形成贯通古今中西的中国经济学的30年。

获得了西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说过,“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国家,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所以中国必须创造自己的改革方式”[3]。也就是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现存的市场化理论,没有一个可以为中国提供现成的、稳妥的理论支撑,中国必须实事求是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自己的理论,总结为自己的经济学体系。

一门学科的诞生,至少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清晰的研究对象,它决定了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并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二是成熟而规范的研究方法,它决定了一门学科的研究手段;三是明确的研究诉求,它决定了一门学科的研究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正是第三个条件,使中共经济学成为一个有必要独立总结的经济学。

在过去的近三百年间,除了尘封于中国原创经典中的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之外,人类社会大体上形成了以下三种彼此区分又互相关联的经济学。

首先是尊奉亚当·斯密为鼻祖的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诉求是为资本所有者谋求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利益,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经济学由于忽视甚至否认市场交易背后的“阶级意志”,被马克思批评为“庸俗的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时代,这门经济学难掩理论缺陷造成的尴尬。

其次是尊奉马克思为创始人的经济学,它有两种事实存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者是把马克思视为一个“平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而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分支,后者是把马克思尊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政治经济学,是为全世界无产者谋求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公平权益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经济学”。在以西方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济繁荣的时代,和僵化执行计划经济理念而造成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中,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饱受质疑和批评,甚至在高校课程安排上几乎完全被挤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西方市场失灵、发生危机的时代,马克思的远见卓识就又会被不同程度地重新拾起。

第三种就是最年轻的中共经济学。追根溯源,中共经济学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摸索创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遵循“实事求是”精神,把古代经典现代化,把外来经典中国化,融汇成“现代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也意味着中共经济学的发轫。按照毛泽东主席在1933—1935年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建设,是为包括一切“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最广大人民谋求整体幸福,不单单是为工农无产阶级谋求利益,还为有益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那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谋利益,因而其理论是“全体人民经济学”。

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学出现,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就只能在前两种经济学中选择,非此即彼。

中共经济学的实践起源,开始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文献以《井冈山的斗争》为记录;中共经济学的理论起源,开始于毛泽东同志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表的经济文献,以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发表为标志,以实事求是和普遍联系的观点,阐明经济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和存在,是和其他一切工作相联系的,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不能停废。

中共经济学作为“人民经济学”的发展,始于毛泽东发表《我们的经济政策》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几篇文献。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第一次明确阐明“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4]134,明确经济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既包括资产所有者,也包括无产者,这是非常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看法。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第三节“人民共和国”中,明确“人民”的概念,“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4]156。这在理论上已经突破了“无产阶级经济学”的服务对象,把服务对象从“无产者”扩大到“有产者”,扩大到“人民”。1979年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主张改革开放,在服务对象上其实是对这一论断的回归:革命胜利后,人民由大部分无产者变成全体都是有产者,国家为了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鼓励人民合法拥有资产和财产性收入。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标志着“人民经济学”的日臻完善。这种经济诉求,截然不同于只谋求个人私利或者企业组织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经济学”,是中华文化意义上的经济学本有之义。

亚当·斯密调查、研究、总结英国工业革命经济效率提高的成果,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开始,彼时没有所谓系统的、完整的西方经济学,即使发展到今天,西方经济学是否系统和完整,仍然是一个未知数;马克思调查、研究、总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成果,被称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开始,但是当时也没有所谓系统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发展,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所能预见的程度。那么,一开始就以“系统的、完整的、成熟的、严密的经济学框架和理论体系”来苛求甚至反对正在形成的中共经济学,既不公允,也不客观。

三、“中共经济学”的三大来源及其理论贡献

中共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三个核心理论贡献基础上: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诉求;二是对政府调控和市场自由的适度把握;三是活的实事求是方法论的运用。其他一切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经济手段都由这三点派生,例如由此决定的中共经济学学科体系可划分为经济战略学、经济技术学、经济制度学和经济形态学。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经济的首要问题,是分清利益归属;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对此进行研究和解释。由此可知,斯密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研究资源配置,其实是为资产所有者服务;马克思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分清经济主体的阶级性,其实是为无产者服务;中共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实现了对二者的超越,研究如何才能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是为全体人民服务,包括爱国的有产者和革命的无产者。

显而易见,中共经济学的形成具有三大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经济学;二是马克思经济学;三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所处的分科文化传统不同,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只有商朝的贤相伊尹和周代大圣周公那样的治国理政行为才堪称“经济”,其中的学理才堪称“经济学”。在表彰诸葛武侯的功绩中,“伊周经济”的牌匾至今仍然挂在武侯祠中。也就是说,按照地道的中文原意,“经济”是对“全天下人民幸福生活的全方位考量”,那么中国共产党经过近一百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6],表明中共经济学既不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阶级经济学”,也不是建立在资本所有者利益至上的“追求局限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经济学”,而是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经济理念继承的基础上,建立在追求全球人民的共同幸福生活理念的基础上。并且这种经济学已经不是那种20世纪以前的空想,而是21世纪的可操作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标志着中共经济学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到新境界,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提供可靠的经济学指南,为解决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梳理出中国路径、规划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

除了在经济诉求上展现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真诚而深切的关怀,中共经济学的另一核心贡献,在于对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认识。这一伟大认识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对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理念的现代表达,二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圆融把握。中国传统经济学中,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把握,是“治道之要,与民休息,贵在不扰”,其实就是“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用《管子》里的话表达,就是“善者执利之在,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美安”。中共经济学对市场自由和国家调控治理的适度把握,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发挥作用,既是对中华传统经济学的现代传承,也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借鉴。

中共经济学的第三个核心贡献,就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形成,它以毛泽东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标志。陈云同志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历史贡献,他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永远是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准则;新中国成立初他在上海实施的“两白一黑”经济战,是中共经济学实战的经典范例。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给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实际和最大国情。“实事求是”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因此,以“实事求是”作为指导思想,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坚持。它使中共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融汇世界两大文明传统,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2017年1月17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演讲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全球经济学”,即以全球性的包容性增长为经济政策目标,不再是以不平等、不和谐的心态和制度来追求局部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以创新、包容、绿色、开放、和谐为特征的新发展理念为追求目标,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自然延伸,是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民谋求利益和幸福的初心在全球的扩展,必将给人类社会的福祉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经济天下”的本义,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升华与进步。

中共经济学吸收并转化了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法,借鉴和超越了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法,形成了中共经济学具有前瞻性、预见性的全局分析法。毛泽东主席运用它发现了“红色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4]49,在经济上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习近平主席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提出妥善处理“五大关系”的理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为形成系统的中共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方法论框架。

四、对“中共经济学”进行学科性总结的重大意义

1.为世界经济学确立中国范式、中国标准和中国理念

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7]出版为标志,中共经济学展现了中国理念,提供了中国方案,奉献了中国智慧。今后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要把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智慧的“政策语言”转化为“经济学语言”,开始全面确立经济学的中国范式和中国标准。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弥漫着“西方中心论”,历史学如此,经济学更是如此,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和标准来看待一切,还不习惯、不接受“经济学”还有来自中国的另外一种可能。这种境况若不改变,在经济学领域谈理论自信,就是一句空话。

2.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建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开辟根据地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之一就是所谓相当一批社会精英分子失去了理论自信,尤其是经济学自信。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众渴望学习经济学,但是当前高等财经教育几乎完全被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垄断,在相当程度上培育出迷信西方制度、崇拜西方文化、沉醉西方消费模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天天在媒体、网络、市民讲座、大学讲堂上向大众灌输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念、管理学经验,客观上具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作用,我们不能让哲学社会科学界持续上演“端共产党的饭碗,砸共产党的锅”的闹剧。

梳理和总结中共经济学,相当于建立一个“中华经济学文化根据地”,可以有效地抵御西方经济学的文化殖民和渗透,保卫国家思想阵地的安全。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的理论体系,还善于建设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3.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安全成熟的经济学指南

总结中外历史来看,西方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西方经济学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既不能指导西方社会摆脱经济危机,也不能指导非西方国家成功转型,过上稳定、富足、幸福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公开地既践行过计划经济理念也施行过市场经济理念的执政党。中共经济学是在吸收近二百多年来世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实践证明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提供指南。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实践和理论探索进行经济学范式总结,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如此不足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和经济建设上的理论自信、战略定力和伟大成就。

参 考 文 献:

[1]历史:必修Ⅱ经济成长历程[M].长沙:岳麓书社,2016:73.

[2]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怎样处理才对?[EB/OL].(2016-04-22)[2017-07-15].m.sohu.com/a/70912545_388246/?pvid=000115_3w_a.

[3]《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二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EB/OL].(2017-07-19)[2017-07-22].http://news.sina.com.cn/o/2017-07-19/doc-ifyihmmm7600058.shtml.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7-07-02)[2017-07-22].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世界经济史纲[M].胡长明,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10]张五常.经济解释[M].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5.

[11]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2]《比较》编辑室.建立现实世界的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颁奖演说选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3]珀森.选择的智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演讲集(1996—2000)[M].寇宗来,王永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阿马提亚·森.正义的理念[M].王磊,李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收稿日期:2017-08-02

作者简介:钟永圣(1973-),男,博士

文章编号:1671-7031(2017)04-0087-06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